东厂西厂聊天记录（东厂和西厂对话）

明朝的东厂和西厂是如何建立的呢？“妖狐夜出案”又是怎么回事？

前言

朱元璋建立明朝后，为了加强自身的统治，设立了只听命于自己的锦衣卫制度。随后，通过锦衣卫的雷霆手段，制造了两起大案，处死了几万人，终于将对自己有威胁的官员和他所憎恶丞相制度彻底的消灭。

朱元璋自己也清楚，锦衣卫制度对于国家的危害，所以在晚年，就撤销了这个类似于特务机构的锦衣卫。同时稳固三司法制度，即刑部，督察院，和大理寺。

刑部掌握审判，大理寺负责对审判的案件进行复核，督察院的职责就是在审判之后又复核的案件，做最后的监察，以防止草菅人命和冤假错案的形成。

就封建社会而言，在封建中央高度集权的环境下，这套刑法制度已经相当的不错，并在最大的程度上，保证了一定程度上司法的独立和公正。

但是到了明成祖时期，朱棣又重新将朱元璋已经废除的锦衣卫制度恢复，不但如此，朱棣还设立了专门用来侦缉谋逆的新部门--东厂。

目的？恐惧！

朱棣在恢复了锦衣卫的编制后，又设立东厂，很多后人都觉是朱棣丧心病狂。原因其实很简单，一个锦衣卫就已经闹得满朝官员人心惶惶，在弄个东厂，岂不是要“尽戮诸臣”。

朱棣设立东厂自然不可能是因为他“丧心病狂”。在这项制度的背后，有着这位皇帝深藏内心的恐惧和怀疑。设立东厂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“侦缉谋逆”。

朱棣知道自己是篡了侄子建文帝的位，才当上的皇帝。无论朱棣如何解释和辩驳说自己是靖难，可篡逆就是篡逆，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。

而且在那场宫廷大火之后，建文帝就此彻底的消失了，是死是活，还不得而知。在朱棣的心中，坐在这种靠造反获得的皇帝宝座，即使他的外表再倔强强势，内心却是异常的惶恐和不安。

这种内心的惶恐与不安，在方孝孺那句“死即死耳，诏不可草”的怒吼中，彻底的崩溃。连死都不畏惧，这让朱棣最后挟制人的办法都失去了作用，朱棣陷入了完全的惊恐与恐惧中。（也是这种恐惧，朱棣将首都迁到了北京。）面对满朝的大臣，朱棣是打心眼的不信任，这些人表面上虽然遵奉我为皇帝，但是内心是否真的也如那个方孝孺一样，把我当作谋逆之人看待。

人的恐惧来自于对于未知事物的不可掌握性和未知性。面对恐惧，有的人选择视而不见，有的人选择逃避，躲得远远的，但是最为有效的方式，就是摧毁让你恐怖的事物，或者成为比你所恐怖的事物还要恐怖的存在。朱棣看看自己身边的人，大臣不可信，他们可能只是屈服于自己的暴力。子女，不可信，他们只想获得我的位置。

只有身边的宦官，是长在身边，与自己朝夕相处的人，而且这些人都被阉之人，就算手握权力，也没有办法当皇帝。要感情有感情，要信任有信任，还那么安全。在皇帝和宦官之间建立起来一种以感情为基础，利益为纽带的特殊关系，来帮助朱棣对抗心中的恐惧。东厂就在朱棣特殊的心里需求中孕育而生，成为了明朝所特有的一种法外之法。

地狱

在佛经中，有很多关于地狱的记载，经中记载地狱位于大铁围山中的八重海之内，受无间之苦。佛经中的地狱，谁都没有看过，但是人间的地狱是真的存在。将东厂比喻为人间的地狱，恐怕这也没有比这更适合的形容了。东厂就建在东安门外，大门是常年关闭不开的，要进入这里，就必须从西南的小门进入，进入之后，会有一个小厅，里面供奉着的神像就是岳飞。

估计是希望东厂的人员都要和岳飞一样忠心爱国吧。虽然到这里，看着似乎都还不错，可是如果你要再进一步向南边再走几步，就会发现一些不同寻常的存在。因为稍微南边一点的建筑，就是一座监狱。

只要进入这个监狱，就别想能完好无损的出来。一旦要被提审，自然会被用到一套刑具，就像如今的“套餐服务”一样。《明史.刑法志》就记载：

“全刑者曰械，曰镣，曰棍，曰拔，曰夹棍。五毒备具，呼声沸然，血肉溃烂，婉转求死不得。”

在这个监狱中，还有一种刑法叫做枷刑，这种枷，重达几十斤，到了万历年间这种重量更是被加重到三百斤，受刑人还必须站立。

也即是说，如果在这个地方获得如此的惩罚，基本上没几天就会被压死。嘉靖年间的杨继盛一案，杨继盛因为弹劾严嵩，被嘉靖仇视，命东厂审问。《明史》记载：

“及入狱，创甚，夜半而苏，碎瓷。手割腐肉，肉尽，筋挂膜，复手截去。狱卒执灯颤欲坠，继盛意气自如。”

从以上的内容来看，东厂不但有缉捕的权力，甚至还有审讯和关押的权力。而且更为神奇的是，东厂审理的案件，刑部，大理寺，甚至连督察院都不敢过问，足可见东厂的实力之强，对百官的威慑之大。

“妖狐夜出”案

大明的朝廷有锦衣卫和东厂来负责“侦缉谋逆”已经是绰绰有余，然而到了成化年间明宪宗时期，却又多加设一个西厂？难道是明朝皇帝有这样特殊的嗜好，喜欢窥视别人吗？所有看似不可思议事情的背后，都有它非常符合逻辑的解释。

成化十二年，正月，宪宗皇帝率领百官去郊外祭祀天地，祈求新的一年可以风调雨顺。然而在这天出发的时侯还是阳光明媚，到了祭祀的时侯，忽然狂风大作，吹来的风，阴气逼人，竟然还有人被冻死。宪宗回宫之后，总感觉不好，毕竟是天子祭祀，竟然有如此的不祥恶风，难道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？

果然不出几月，就传出宫中有宫人看到类似于狐狸的动物出没，好像还有人因为此物而受伤。宪宗大怒，天子脚下尽然有妖物作祟，命人捉拿，但是忙了几月，一无所获。狐狸没有抓到，在京城又发生了更为诡异的事情。

一个叫做赵灵安的京城商人在路上遇到一个用面纱遮面的女人，这个商人被此女的美貌所迷惑，又觉得此女无依无靠，就打算带回家做一房小妾。但是让人感觉到恐惧的是，就在这个美貌女子被赵灵安带回家的第二天，赵府全家都死于非命，甚至连家里的养的猫狗，金鱼都全部死了。但是却没有发现了那个美女的尸体。在这件事情之后，京城就会时不时发生一些命案，官府调查的时侯，就有目击证人说会在天黑之后发现有个美女在外游荡。

但是这个美女的行踪，在这个案子中始终都没有追查到。这件案子，被详细的记录在明史档案中，存在于故宫。这个案子的背景相当复杂，虽然在民间关于这件超自然的事情众说纷纭，但是事情的背后，绝对没有表面看起来那样简单。

宪宗皇帝派出锦衣卫和东厂日夜搜查这件案子，终于发现一个妖道叫做李子龙，此人说自己会通天彻地之法，能用符咒遣使妖鬼。为了要学这种咒符之术，宫中的太监鲍石，韦塞将这个妖道带进宫中。宪宗为此大怒，将李子龙，鲍石等一干人全部处死。

在这件事情之后，宪宗觉得最为可靠的宦官都不可相信，似乎东厂也没有那么可靠了。于是宪宗就安排他最信任的秉笔太监汪直建立西厂，执行一些秘密调查任务。

在某种程度上，宪宗觉得东厂建立已经有了几十年的时间了，很有可能已经被朝中的某些势力所控制。在这起“妖狐夜出”的案子中，就有很多可疑的地方，毕竟此时，明朝建国已久，国内矛盾日益严重，朝廷内部的派系斗争也日趋激励。所谓暗浪生汹涌，平地起风波，面对这样的怪像，宪宗也是无可奈何。所以也可以说，如果说东厂是明成祖心中的恐惧体现，那么西厂就是明宪宗内心恐惧的化生。

八千女鬼

西厂在武宗时期被撤销，大明朝又只剩下东厂和锦衣卫。随后的时间里，东厂都一直被锦衣卫压着，没有多大的表现，直到一个人的出现。这个人，就是被民间百姓成为“八千女鬼”的魏忠贤。因为魏忠贤的魏字，分拆开，就是“八千女鬼”。这个词的形容，也表现出魏忠贤此人的性格和行为中的微妙。

魏忠贤掌控东厂期间，甚至有四个百姓在自家密室里面喝酒而谩骂魏忠贤，都被东厂的特务监听到，（真的不知道怎么监听到的）被抓到东厂监狱。魏忠贤对这四人的处理就是，谩骂的那个人被处以磔刑（就是肢体分裂），另外三人给予赏金，但是此时这三个人已经吓的不敢动弹了。由此可见，魏忠贤手下的东厂已经监控到了一种什么样的地步，连百姓都是如此，就别说那些京官了。

总结

崇祯上台后，魏忠贤被杀，但是作为特务组织的东厂却一直存在，直到明朝的覆灭，这样的制度才彻底消失。可以说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展开特务活动特别频繁，持续时间特别久的一个朝代。其特务组织活动的猖獗以及对于司法制度的破坏也是前所未有。特别是这样的制度的安排，让明朝的士大夫阶层在中国历史所有的朝代中，生存的环境最为恶劣，没有之一。

轻则被杖和流放，重则磔刑加凌迟。恐怕这也是为什么在明朝的二百多年时间内，就会出现四个那么牛的太监，王振，汪直，刘瑾，魏忠贤。这四人几乎达到了权倾朝野的地步，明朝时期宦官的地位之高（明朝很多的士大夫拜宦官为干爹）以及出现这么多历史留名的太监，和东西厂的设立都是有相当关系的。

明朝的东厂和西厂是什么时候设立的？

明成祖于永乐十八年（1420年）设立东缉事厂，简称东厂，明宪宗成化十三年（1477年）于增设西厂，与东厂及锦衣卫合称厂卫。东厂西厂均为明朝特务机构。

东厂是中国明朝时期的由宦官执掌的特权监察、情治机构，侦查异见人士，以镇压反对力量，直接对皇帝负责。东厂对官吏、士大夫甚至于一般庶民制造了大量冤案，在当时颇受士人反感。

执行公务时，与锦衣卫相同，持有“驾帖”以证明自己代皇帝行事，并且由刑科给事中的“佥签”。厂卫的主要侦查以反叛乱、捉拿异议分子为主。

西厂的成员是从锦衣卫中选拔出来，宪宗定下了所领缇骑（锦衣卫校尉）的人数要比东厂多一倍，又把东厂与锦衣卫的职权包揽起来，它的职权比东厂和锦衣卫更大。

而西厂的职务是侦查民臣的言行，并可以对疑犯进行拘留、用刑。西厂又把监狱以及法庭混为一体，而且随意逮捕朝中官员，逮捕中低级的官员，可自行决定，不向皇帝奏请。

西厂直接听命于皇帝，不受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的节制。西厂作为一个短命的特务机构，前后只有两任提督，分别是汪直和刘瑾。

东厂、西厂、内行厂，锦衣卫，合称“厂卫”，是明朝“特务治国”的象征。清代“以军法从事”常态化遂罢。

扩展资料：

锦衣卫、东厂、西厂均为明朝特务组织，所执行的职务不尽相同。

一、东厂

东厂的建立者是明成祖朱棣。在发动“靖难之役”夺取了侄子的皇位后，朱棣一直担心帝位不稳。

一方面，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时出现；另一方面，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他并不十分支持。为了巩固政权，朱棣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机构，但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还不够用，于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。

在朱棣起兵的过程中，一些宦官出过很大的力，如著名的郑和、道衍等人，所以在他心目中，还是觉得宦官比较可靠，而且他们身处皇宫，联系起来也比较方便。

就这样，在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，建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，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，因此被命名为东厂。

东厂的职能是“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，与锦衣卫均权势”，起初，东厂只负责侦缉、抓人，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，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，但到了明末，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。

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，也称厂主和厂督，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。除此以外，东厂中设千户一名，百户一名，掌班、领班、司房若干，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，役长相当于小队长，也称档头，番役就是我们俗称的番子。

东厂的侦缉范围非常广，朝廷会审大案、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，东厂都要派人听审;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，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。

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，如兵部的各种边报、塘报，东厂都要派人查看。甚至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，柴米油盐的价格，也在东厂的侦察范围之内。

东厂获得的情报，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，相比锦衣卫必须采用奏章的形式进行汇报，要方便得多。东厂府衙，大厅左侧供奉着岳飞的雕像，右侧刻着胰式芏案的故事。

到了明中后期，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，连远州僻壤，也出现了“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”，搞得举国上下人人自危，民不聊生。

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，东厂则是后来居上。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，又身处皇宫大内，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。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，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，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，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。

二、西厂

与东厂相对的是西厂，西厂在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，明宪宗成化年间，先是京城内出现了“妖狐夜出”的神秘案件，接着又有一个妖道李子龙用旁门左道蛊惑人心，甚至网罗了很多太监，意图不轨。

虽然李子龙和他的党徒最终被锦衣卫一网打尽，但明宪宗由此深感侦刺力量的不足。于是他身边的小太监汪直被选中，派往宫外打探消息。汪直抓住了这个机会，到处捕风捉影，搜罗了不少所谓的“秘密消息”报告给了宪宗。

宪宗认为这些消息很有价值，对汪直的表现也十分满意，要他继续做下去。几个月后，宪宗成立了一个新的内廷机构——西厂，首领便是汪直。西厂的军官主要从禁卫军中选拔，这些人再自行选置部下，短短几个月内，西厂人员极度扩充，其势力甚至超过了老前辈东厂。

西厂的成立，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，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，拼命地构置大案、要案，其办案数量之多、速度之快、牵扯人员之众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。

西厂在全国布下侦缉网，主要打击对象是京内外官员，一旦怀疑某人，就立刻加以逮捕，事先不必经由皇帝同意，之后当然就是严刑逼供，争取把案件弄得越大越好。

对一般百姓，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甚，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，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，以大学士商辂为首的辅臣集体上书，向宪宗痛陈西厂之危害，并将汪直办下的不法之事一一举报。

宪宗收到奏章后为之震惊，于是撤销西厂，遣散了西厂的人员。但没有西厂的日子总让宪宗觉得没有安全感，奸臣戴缙在得知皇帝的心思后，主动上书，大肆吹捧汪直。

宪宗大喜，立刻恢复西厂，废与举之间，只相隔一个月。汪直复出后，更加严酷地办案，戴缙也得以升职。在此后的5年里，汪直领导西厂又办下了无数“大案”，将反对自己的朝臣如商辂、项忠等一一剪除，他的权势也达到了极点。

后来，汪直极度膨胀的权力引起皇帝的警觉，汪直最终被调出京城，西厂也随之解散。

三、锦衣卫。

锦衣卫原先是军事建制。明初的军制比较简单，其基层单位是“卫”和“所”，京城的禁卫军所辖卫所为48处。朱元璋改革禁卫军，建立了12个亲军卫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“锦衣卫”。

锦衣卫的首领称为指挥使，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，很少由太监担任。其职能是：“掌直驾侍卫、巡查缉捕”，即一部分是负责执掌侍卫、展列仪仗和随同皇帝出巡的锦衣卫，基本上与传统的禁卫军没什么两样。

这些人虽名为“将军”，其实只负责在殿中侍立，传递皇帝的命令，兼做保卫工作。这些人都不是等闲之辈，一个个长得牛高马大，虎背熊腰，而且中气十足，声音洪亮，从外表上看颇有威严，对人有一定震慑作用。

锦衣卫中负责“巡查缉捕”，则是锦衣卫区别于其他各朝禁卫军的特殊之处。朱元璋建立锦衣卫的初衷是用来做仪仗礼仪，后来由于他大肆屠戮功臣，认为司法机构如刑部、大理寺、都察院都不好用，于是将锦衣卫的保卫功能提升起来，使其成为皇帝的私人警察。

负责侦缉刑事的锦衣卫机构是南北镇抚司，其中北镇抚司专理皇帝钦定的案件，拥有自己的监狱，可以自行逮捕、刑讯、处决，不必经过一般司法机构。

南北镇抚司下设五个卫所，其统领官称为千户、百户、总旗、小旗，普通军士称为校尉、力士。校尉和力士在执行缉盗拿奸任务时，被称为“缇骑”。缇骑的数量，最少时为1000，最多时多达60000之众。

锦衣卫官校一般从民间选拔孔武有力、无不良记录的良民入充，之后凭能力和资历逐级升迁。同时，锦衣卫的官职也允许世袭。明朝的前两代皇帝朱元璋是贫寒子弟出身，朱元璋起兵夺取天下，朱棣是靠武力夺取了侄儿的江山，由于这种出身的特殊性，明朝对皇权的维护有其他朝代所没有的强烈欲望。

这就使得锦衣卫“巡查缉捕”的职能无限度地扩大了。锦衣卫的指挥使利用职务之便，不遗余力地制造事端，既打击异己，又作为自己升迁的资本。

四、内行厂

明武宗继位后，大太监刘瑾掌权，宦官势力再度兴起，西厂复开，由太监谷大用领导。这时西厂和东厂都受刘瑾的指挥，但两者之间不是互相合作，而是争权夺利，互相拆台。

为了改变这种情况，刘瑾又自建了一个内行厂，由本人直接统领，其职能与东西厂一样，但侦缉范围更大，甚至包括东西厂和锦衣卫。

一时间，锦衣卫、东西厂、内行厂四大特务机构并存，缇骑四处，天下骚动。直到刘瑾倒台，武宗才下令撤销西厂和内行厂。

厂卫特务制度是皇帝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实行的个人政治措施，它最大的功效就是你无法知道自己是否正在被特务监视，从而产生一种自己随时处在监视之中的感觉。

任何一点不够“老实”的动作，都可能造成无法预估的可怕后果，从而不敢有任何轻举妄动，只能乖乖地做个顺民。但特务们权力倾轧，残害忠良，最终倒霉的，还是整个国家。

参考资料来源：百度百科——东厂

参考资料来源：百度百科——西厂

明代的东厂西厂是怎么回事

1.东厂

东厂的发明者是明成祖朱棣。在发动“靖难之役”夺取了侄子的皇位后，朱棣的精神一直处在高度紧张中，一方面，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是出现，另一方面，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权并不十分支持。为了巩固政权，朱棣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机构，但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，于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。在朱棣起兵的过程中，一些宦官和和尚出过很大力（如著名的郑和、道衍），所以在他心目中，还是觉得宦官比较可靠，而且他们身处皇宫，联系起来也比较方便。

就这样，在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，建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，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（今王府井大街北部东厂胡同），因此被命名为东厂。东厂的职能是“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，与锦衣卫均权势”，起初，东厂只负责侦缉、抓人，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，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，但到了明末，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。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主和厂督，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。除此以外，东厂中设千户一名，百户一名，掌班、领班、司房若干，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，役长相当于小队长，也称档头，番役就是我们俗称的番子。

东厂的侦缉范围非常广，朝廷会审大案、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，东厂都要派人听审；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，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；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，如兵部的各种边报、塘报，东厂都要派人查看；甚至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，柴米油盐的价格，也在东厂的侦察范围之内。东厂获得的情报，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，相比锦衣卫必须采用奏章的形式进行汇报，要方便的多。东厂府衙的布置比较搞笑，大厅旁边的小厅，供着岳飞的雕像，厅右的影壁上，刻着胰式芏案的故事。历届东厂厂主的牌位，供奉在大厅西侧的祠堂里，堂前还有一座“百世流芳”的牌坊。可惜东厂人员的所作所为与他们这些偶像实在相差太远，东厂番子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里面活动，并非完全为朝廷办事，更多的是为自己谋私利。他们常常罗织罪名，诬赖良民，之后就屈打成招，趁机敲诈勒索。到了明中后期，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，连远州僻壤，也出现了“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”，搞的举国上下人人自危，民不聊生。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，东厂则是后来居上。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，又身处皇宫大内，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。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，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，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，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。

2.西厂与内行厂

西厂在明朝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，明宪宗成化年间，先是京城内出现了“妖狐夜出”的神秘案件，接着又有一个妖道李子龙用旁门左道蛊惑人心，甚至网罗了很多太监，意图不轨。虽然李子龙和他的党徒最终被锦衣卫一网打尽，但宪宗由此深感侦刺力量的不足。于是他身边机灵的小太监汪直被选中，派往宫外打探消息。汪直抓住了这个机会，到处捕风捉影，搜罗了不少所谓的“秘密消息”报告给了宪宗。宪宗认为这些消息很有价值，对汪直的表现也十分满意，要他继续做下去。

几个月后，宪宗成立了一个新的内廷机构——西厂，首领便是汪直。西厂厂址设在灵济宫前，以旧灰厂为厂署总部。西厂的军官主要从禁卫军中选拔，这些人再自行选置部下，短短几个月内，西厂人员极度扩充，其势力甚至超过了老前辈东厂。

西厂成立，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，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，拼命的构置大案、要案，其办案数量之多、速度之快、牵扯人员之众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。西厂在全国布下侦缉网，主要打击对象是京内外官员，一旦怀疑某人，就立刻加以逮捕，事先不必经由皇帝同意，之后当然就是严刑逼供，争取把案件弄得越大越好。对一般百姓，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甚，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，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，以大学士商辂（就是那个连中三元的人才）为首的辅臣集体上书，向宪宗痛陈西厂之危害，并将汪直办下的不法之事一一举报。宪宗收到奏章后为之震惊，于是撤销西厂，遣散了西厂的人员。

但没有西厂的日子总让宪宗觉得没有安全感，一个奸臣戴缙在得知皇帝心思后，主动上书，大肆吹捧汪直。宪宗大喜，立刻恢复西厂，废与开之间，只相隔一个月。汪直复出后，更加严酷地办案，戴缙也得以升职。

在此后的五年里，汪直领导西厂又办下了无数“大案”，将反对自己的朝臣如商辂、项忠等一一剪除，他的权势也达到了极点。但俗话说：“物极必反”，汪直极度膨胀的权力不能不引起皇帝的警觉，在其后的权力角逐中，汪直失败，被调出京城，东厂也随之解散。几年以后，汪直在失意中死去。

到了宪宗的孙子武宗继位后，大太监刘瑾掌权，宦官势力再度兴起，西厂复开，由太监谷大用领导。好笑的是，西厂与东厂虽然都受刘瑾的指挥，但两者之间不是互相合作，而是争权夺利，互相拆台。为了改变这种情况，刘瑾又自建了一个内行厂，由本人直接统领，其职能与东西厂一样，但侦缉范围更大，甚至包括东西厂和锦衣卫。一时间，锦衣卫、东西厂、内行厂四大特务机构平存，缇骑四处，天下骚动。直到五年后，刘瑾倒台，武宗才下令撤销西厂和内行厂。

西厂作为一个临时产品，就这样在历史上永远地消失了。

最后谈一个题外话：皇帝与宦官的关系。大家一定对历史上为什么那么多皇帝都要重用宦官感到不解。其实从广义上讲，宦官这个群体也可以算作官僚机构的一部分，而且他具有很多士大夫阶层所不具备的优点：

首先，宦官是皇帝的家奴，身处内宫，和皇帝沟通起来更加方便，也更揣摩皇帝的心事。

其次，宦官本身是阉人，在社会上没有地位，他们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皇帝，所以他们在为皇帝办事的时候往往更忠心，更替皇帝着想，不象士大夫阶层，往往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，有时不太买皇帝的帐。

第三，宦官并非目不识丁的粗人，相当数量的宦官文化水平并不抵，他们作为皇帝的私人秘书完全可以胜任，也不会向一般文人那样有那么多异议。

最后，宦官是后妃与外界沟通的主要途径，后妃如果想对朝政施加影响，就必须与宦官联合。

总之，出于专制政权的内部需要，皇帝需要一个独立于官僚机构之外的势力供自己使用，而最为方便的就是宦官。所以，只要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存在一天，宦官们就有他们的用武之地，虽然他们经常给朝政制造混乱，但任何一个聪明的皇帝都不会轻易舍弃这个有力的工具，这就是为什么宦官能够区别于外戚，在中国历史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原因。

锦衣卫、东厂与西厂，三者的由来，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区别。

一、锦衣卫 按照时间顺序，先谈谈由朱元璋建立的锦衣卫。明初的军制比较简单，其基层单位是“卫”和“所”，每卫辖正规军士约5000人，其下设所，分为千户所和百户所，京城的禁卫军所辖卫所为48处。到洪武十五年，朱元璋决定改革禁卫军，建立了十二个亲军卫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“锦衣卫”。 锦衣卫的首领称为指挥使（或指挥同知、指挥佥事），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，很少由太监担任。其职能是：“掌直驾侍卫、巡查缉捕”，基本上把锦衣卫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门。负责执掌侍卫、展列仪仗和随同皇帝出巡的锦衣卫，基本上与传统的禁卫军没什么两样，其中比较著名的为“大汉将军”。这些人虽名位“将军”，其实只负责在殿中侍立，传递皇帝的命令，兼做保卫工作，说白了，就是是在皇宫大殿上的桩子。当然，这些“桩子”也非等闲之辈，一般都是牛高马大，虎背熊腰，而且中气十足，声音宏亮，从外表上看颇有威严，对不了解明廷底细的人有一定震慑作用。大汉将军在锦衣卫中自成一营，初期约有1500人，到明末，由于官僚机构的膨胀，大汉将军也一度增加到5000余人。 至于“巡查缉捕”，则是锦衣卫区别于其他各朝禁卫军的特殊之处，也是它为什么能为人们牢牢记住的原因。其实朱元璋建立锦衣卫的初衷也只是用来卤簿仪仗，但后来由于他大肆屠戮功臣，感觉传统的司法机构刑部、大理寺、都察院使用起来不太顺手，于是将锦衣卫的保卫功能提升起来，使其成为皇帝的私人警察。负责侦缉刑事的锦衣卫机构是南北镇抚司，其中北镇抚司传理皇帝钦定的案件，拥有自己的监狱（诏狱），可以自行逮捕、刑讯、处决，不必经过一般司法机构。 南北镇抚司下设五个卫所，其统领官称为千户、百户、总旗、小旗，普通军士称为校尉、力士。校尉和力士在执行缉盗拿奸任务时，被称为“缇骑”（大家对这个名词一定很熟悉）。缇骑的数量，最少时为1000，最多时多达60000之众。锦衣卫官校一般从民间选拔孔武有力，无不良记录的良民入充，之后凭能力和资历逐级升迁。同时，锦衣卫的官职也允许世袭。 明朝前两代皇帝朱元璋、朱棣，由于其出身的特殊性，对皇权的维护有其他朝代所没有的强烈欲望。这就使得锦衣卫“巡查缉捕”的职能无限度的扩大了。一般来讲，锦衣卫的工作只限于侦察各种情报、处理皇帝交付的案件，但一旦适逢一个野心大、心肠狠的指挥使掌权，就会利用职务之便不遗余力地制造事端，既可以打击异己，也可以作为自己升迁的资本。如成祖时的纪纲、英宗时的逯杲、武宗时的钱宁等，在他们掌权时，缇骑四出，上至宰相藩王，下至平民百姓，都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，对他们的命令只要稍有拂逆，就会家破人亡，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。臭名昭著的北镇抚司大牢中更是关满了各种各样无辜的人们，死于锦衣卫酷刑之下的正直人士更是不计其数。更为可怕的是，这种恐怖的氛围，与唐武则天时期的短期出现不同，终明一朝几乎是绵绵不绝，这种无节制的滥捕极大地影响了皇帝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，使百官、民众、军队与皇帝离心离德，难怪有人说明朝不是亡于流寇，而是亡于厂卫。 ��锦衣卫另一项著名的职能就是“执掌廷杖”。廷杖制度始自明朝，是皇帝用来教训不听话的士大夫的一项酷刑。一旦哪位倒霉官员触怒了皇帝，被宣布加以廷杖，他就立刻被扒去官服，反绑双手，押至行刑地点午门。在那里，司礼监掌印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一左一右早已严阵以待。受刑者裹在一个大布里，随着一声“打”字，棍棒就如雨点般落在他的大腿和屁股上。行刑者为锦衣卫校尉，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，技艺纯熟，能够准确根据司礼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的暗示地掌握受刑人的生死。如果这两人两脚象八字形张开，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条活命；反之，如果脚尖向内靠拢，则杖下人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杖完之后，还要提起裹着受刑人布的四角，抬起后再重重摔下，此时布中人就算不死，也去了半条命。廷杖之刑对士大夫的肉体和心灵都是极大的损害，但明朝的皇帝却乐此不疲，锦衣卫将校对它也是情有独钟。 ��纵观有明一朝的锦衣卫，尽管也出过袁彬、牟斌这样比较正直的指挥使，但总的来说，其职能主要还是为明朝的极端专制制度充当帮凶。有了锦衣卫这样高效率的工具，明朝的皇帝压制起士大夫阶层、下层民众就显得更加得心应手，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社会活力的极大降低，这也是为什么明朝虽有200多年历史，但在政治制度、经济制度上却无所进展甚至还有所倒退的主要原因。 ��二、东厂 　 东厂的发明者是明成祖朱棣。在发动“靖难之役”夺取了侄子的皇位后，朱棣的精神一直处在高度紧张中，一方面，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是出现，另一方面，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权并不十分支持。为了巩固政权，朱棣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机构，但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，于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。在朱棣起兵的过程中，一些宦官和和尚出过很大力（如著名的郑和、道衍），所以在他心目中，还是觉得宦官比较可靠，而且他们身处皇宫，联系起来也比较方便。 ��就这样，在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，建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，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（今王府井大街北部东厂胡同），因此被命名为东厂。东厂的职能是“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，与锦衣卫均权势”，起初，东厂只负责侦缉、抓人，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，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，但到了明末，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。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主和厂督，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。除此以外，东厂中设千户一名，百户一名，掌班、领班、司房若干，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，役长相当于小队长，也称档头，番役就是我们俗称的番子。 � 东厂的侦缉范围非常广，朝廷会审大案、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，东厂都要派人听审；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，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；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，如兵部的各种边报、塘报，东厂都要派人查看；甚至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，柴米油盐的价格，也在东厂的侦察范围之内。东厂获得的情报，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，相比锦衣卫必须采用奏章的形式进行汇报，要方便的多。 ��东厂府衙的布置比较搞笑，大厅旁边的小厅，供着岳飞的雕像，厅右的影壁上，刻着 胰式芏案的故事。历届东厂厂主的牌位，供奉在大厅西侧的祠堂里，堂前还有一座“百世流芳”的牌坊。 ��可惜东厂人员的所作所为与他们这些偶像实在相差太远，东厂番子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里面活动，并非完全为朝廷办事，更多的是为自己谋私利。他们常常罗织罪名，诬赖良民，之后就屈打成招，趁机敲诈勒索。到了明中后期，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，连远州僻壤，也出现了“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”，搞的举国上下人人自危，民不聊生。 � 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，东厂则是后来居上。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，又身处皇宫大内，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。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，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，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，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。 ��三、西厂与内行厂。 ��西厂在明朝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，明宪宗成化年间，先是京城内出现了“妖狐夜出”的神秘案件，接着又有一个妖道李子龙用旁门左道蛊惑人心，甚至网罗了很多太监，意图不轨。虽然李子龙和他的党徒最终被锦衣卫一网打尽，但宪宗由此深感侦刺力量的不足。于是他身边机灵的小太监汪直被选中，派往宫外打探消息。汪直抓住了这个机会，到处捕风捉影，搜罗了不少所谓的“秘密消息”报告给了宪宗。宪宗认为这些消息很有价值，对汪直的表现也十分满意，要他继续做下去。 几个月后，宪宗成立了一个新的内廷机构――西厂，首领便是汪直。西厂厂址设在灵济宫前，以旧灰厂为厂署总部。西厂的军官主要从禁卫军中选拔，这些人再自行选置部下，短短几个月内，西厂人员极度扩充，其势力甚至超过了老前辈东厂。 ��西厂成立，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，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，拼命的构置大案、要案，其办案数量之多、速度之快、牵扯人员之众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。西厂在全国布下侦缉网，主要打击对象是京内外官员，一旦怀疑某人，就立刻加以逮捕，事先不必经由皇帝同意，之后当然就是严刑逼供，争取把案件弄得越大越好。对一般百姓，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甚，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。 ��在这种情况下，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，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，以大学士商辂（就是那个连中三元的人才）为首的辅臣集体上书，向宪宗痛陈西厂之危害，并将汪直办下的不法之事一一举报。宪宗收到奏章后为之震惊，于是撤销西厂，遣散了西厂的人员。 � 但没有西厂的日子总让宪宗觉得没有安全感，一个奸臣戴缙在得知皇帝心思后，主动上书，大肆吹捧汪直。宪宗大喜，立刻恢复西厂，废与开之间，只相隔一个月。汪直复出后，更加严酷地办案，戴缙也得以升职。 ��在此后的五年里，汪直领导西厂又办下了无数“大案”，将反对自己的朝臣如商辂、项忠等一一剪除，他的权势也达到了极点。但俗话说：“物极必反”，汪直极度膨胀的权力不能不引起皇帝的警觉，在其后的权力角逐中，汪直失败，被调出京城，西厂也随之解散。几年以后，汪直在失意中死去。 ��到了宪宗的孙子武宗继位后，大太监刘瑾掌权，宦官势力再度兴起，西厂复开，由太监谷大用领导。好笑的是，西厂与东厂虽然都受刘瑾的指挥，但两者之间不是互相合作，而是争权夺利，互相拆台。为了改变这种情况，刘瑾又自建了一个内行厂，由本人直接统领，其职能与东西厂一样，但侦缉范围更大，甚至包括东西厂和锦衣卫。一时间，锦衣卫、东西厂、内行厂四大特务机构并存，缇骑四处，天下骚动。直到五年后，刘瑾倒台，武宗才下令撤销西厂和内行厂。 ��西厂作为一个临时产品，就这样在历史上永远地消失了。